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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中美高科技合作之门(040812)
时间 : 2004-08-12     

方守贤深情地说:「中国的高能物理,中国的科技事业,没有邓小平,就没有今天,我们都很怀念他,真的怀念。我们也没有给他丢脸。」

当方守贤谈起邓小平时,话语几乎没有中断过。在他的深情回忆中,一个关注祖国科学事业,关注高能物理发展动向,关注电子对撞机的建设,关注老科学家及年轻科学家的巨人好像仍然活在我们中间。

 

「相信这件事不会错」

方守贤回忆说,那是在七十年代末期,「四人帮」垮台不久,百废待兴。国家处处是伤疤,处处需要钱。在科学的春天中,科学家都想一圆他们的世纪之梦,高能物理学界亦然。世界高能物理的进展突飞猛进,中国不是没有人才,核物理学家王淦昌在苏联就取得了核物理领域的前沿成果;中国科学家也不是没有理想,一代又一代的核物理学家在前赴后继地编织着这个梦想。他们缺少的是机遇,更缺少的是钱。具体而言,就是缺少国家高层领导人强有力的支持,有了支持,没有钱也有钱。

当时电子对撞机的造价是九千万美元,按当时的牌价合二亿多元人民币。花这么多钱,许多人都不理解。

「我们当时想都不敢想,当然也就没有信心。」方守贤说。那时,不仅是科学界对建电子对撞机有疑虑,就是在中央领导人中,意见也不统一,后来担任总理的赵紫阳就不感兴趣。此时,邓小平站了出来,他像一座大山,支撑起科学家们的理想,一切争论随之烟消云散。在一九八四年十月七日电子对撞机奠基那一天,邓小平当着中美客人的面,坚定地说:「我相信,这件事不会错。」

 

「不能只看到眼前」

方守贤说,「邓小平如此坚定地支持中国的高能物理事业,我们当时都不明白他的目的何在?直至今天,我们才感受到,邓小平关注中国高能物理事业的用心远在一门科学之外。」

一九七九年,访华的欧洲核子研究中心总主任阿达姆斯问:中国目前经济并不发达,为什么要开展高能物理研究,搞高能加速器?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坚定地回答:「这是从长远发展的利益着眼,既然要搞四个现代化,就要看高一点,看远一点,不能只看到眼前。」

一九七九年年底,邓小平访美,在奠定中美政治关系基础的同时,邓小平没有忘记拉开中美科技交流的大门,而高能物理是中美间在敏感的军事技术外最具有合作空间的领域。在邓小平的积极推动下,中国国家科委主任方毅与美国能源部长施莱辛格签订了两国高能物理合作协议,其中的核心部分就是中美合作建造高能物理装置。当时是中美关系的蜜月期,邓小平审时度势,争取了时机。若在一九八九年后,任何牵涉敏感技术的科技合作都无从谈起。

方守贤说,「这是中美间第一个科技合作协议,中美科技合作大门自此叩开。」

 

「立即开工不能再拖」

早在一九七五年「文革」尚未结束之际,病中的周恩来和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对追赶世界高科技就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共同在「关于高能加速器预制研究和建造问题的报告」上做出批示。

一九七七年十月,复出后的邓小平同国家科委主任方毅谈话说:高能加速器预制研究工程要「立即开工,限期完成,不能再拖了!」

「当时中央确定了这项工程的领导小组,成员分别是:谷羽、宋平、林宗棠、张百发。」

宋平是国家计委副主任,后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林宗棠是国家经委副主任;张百发是国家建委副主任。邓小平亲自点将谷羽任领导小组组长。「谷羽是何许人?她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胡乔木的夫人。」尽管谷羽在当时国家科委的职务是科委委员,但她在「两弹一星」研制中是主要组织领导者之一,而且她可以随时将情况汇报给邓小平。

 

七下八上 一槌定音

「自从中国从苏联杜布纳克退出,几代人都咽不下这口气。」方守贤今年七十二岁,他在五十年代大学毕业后就来到原子能研究所,在王淦昌的指导下研究高能物理。一九八四年他从西欧学成归来时是五十二岁。当时有人劝他不要回来,方守贤也犹豫过,从邓小平的行动中,他看到了中央的决心,认定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方守贤回忆说,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都对高能物理研究特别关心,早在一九六五年,当时的副总理兼国家科委主任聂荣臻元帅就提出建设自己的高能加速器。但因政治环境、认知、资金、技术等多种原因,加速器上上下下,几经波折,文革中是第六次上又第六次下。文革结束后,在当时的亢奋气氛中,科学界又提出了建造耗资巨大、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五百亿电子伏质子同步加速器」。在冷静面对当时的国力和客观条件后,这一不切实际的方案再次下马,「七上七下」。

 

http://www.ihep.ac.cn/media/04/040813.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