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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科学”项目的“鱼”和“熊掌”(040901)
时间 : 2004-09-01     

大科学,目前还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一般是指投资大,多学科交叉的大型的基础科学研究项目,“大科学”需要大量的资金,实验设备昂贵复杂,研究目标宏大。因此多为国际合作的形式进行。主要分为三个层次:科学家个人之间的合作、科研机构或大学之间的合作、政府间的合作。

如今的媒体果然开放了不少,这些天来,一封11位华人生物科学家给温家宝总理的信件见诸报端,让此前仅仅在网络论坛中私下进行的争论浮出水面。

信的核心内容,是对国家投资数十亿元设置生物“大科学”项目提出质疑,认为“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生物医学的……重大发现都不是在事先预测和计划的科研项目中取得的……一些大型的生物医学计划科研项目不但没有达到预定目标,反而阻碍了良性竞争,扼杀了科学家的创造性,也严重妨碍了人才培养”,建议“积极鼓励一大批小实验室公平竞争科研基金,充分发挥科学家的创造性和主观能动性。”

这封信公开之后,引发了广泛的探讨,大部分设身事外者对信件的内容采取了支持态度,但也有人指出,海外学者不了解国内科技管理的具体情况,属于“站着说话不腰疼”。那么“国内科技管理的具体情况”究竟是什么样呢?本文仅试着从政府投资决策的角度做一点粗浅的分析。

生物“大科学”项目上马的背景,是政府对生物科技越来越重视。7月在京举行的全球华人生物科学家大会上,科技部部长徐冠华透露,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已被列为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重点领域,今后一段时期,国家将大幅增加对包括生命科学在内的基础研究的支持力度。徐特别强调,为进一步推动生物技术的发展,国务院作出重大决策,决定成立国际生物技术研究开发和促进产业化领导小组,并制定发展纲要,明确未来20年生物技术和产业发展的重点和方向。

成立领导小组,制定发展计划,增大投入力度,是政府解决重大科技问题的典型组织方式,而它的必然结果,就是实施由若干项目组成的“某某工程”,然后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贯彻完成之。

25亿元的投资决策过程,尽管对社会公众而言不是一个公开透明的过程,但我们还是可以通过许多相关联的事实,分析出决策者复杂的心态。

 

——在科技界的领导人心中,始终存在“两弹一星”情结。

在他们看来,从“星球大战”计划,到“信息高速公路”,再到“人类基因组计划”,美国政府总能踏上科技发展的节拍,甚至引导科技发展的潮流。每当提到这些,他们总会自觉不自觉地想到自己的得意之作——“两弹一星”,那个以政府为主导的科技计划极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完全可以与“曼哈顿”和“阿波罗”计划相媲美,在政府组织科技攻关方面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

不过也有明眼人已经看出,以“星球大战”的受挫为标志,“信息高速公路”和“人类基因组计划”已与“曼哈顿”、“阿波罗”有了很大区别。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就多次在不同场合提出,美国政府近年来推动的科技计划,其目标已日益由单一项目转向产业共进,而政府扮演的角色也日渐退向后台,往往只起到一个概念推广者的作用,而效果却反而更好,这种情况值得我们好好玩味。

可惜的是,认识到路甬祥这种深度的政府领导人尚不多见。即使是认识到了,由于本位主义的原因,某些部委的领导人也会在原则和利益的冲突中倾向于后者,只要有机会为本部门争取经费,就会毫不犹豫地全力以赴。

 

——投资分散的弊端,一直困扰着决策者。

中国的科技研发经费始终不足,投资是非常稀缺的资源。而我们的科研机构里又偏偏养着众多冗员,等着上面划拨的经费过日子。他们的很多时间,都花在证明自己学科的重要性上。一个人如果以此为生的话,自然会达到很高的水平——需要吹的时候能吹,该哭穷的时候也会哭穷,更有一些人长期“跑部”,已经混了个“脸熟”,很有争取经费的手段。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以往的科研经费划拨,很多时候都要照顾到方方面面的关系。上面一谈科技计划,主管部门经过一番内部的讨价还价之后,往往会拿出一个“数、理、化、天、地、生”面面俱到的折衷方案来,增加的一点有限经费就这样被无限地稀释掉了。

有关机构拿到这点钱后,既要添置仪器设备,又要准备招兵买马,还要考虑提高科研人员的待遇,“与国际接轨”,这种小作坊式研究的最后产出是非常可怜的,很多时候都以在杂志上发表几篇二三流论文告终。

认识到这些问题,近两届政府始终重视在科技投入上治“散(分散)”治“低(效率低)”,上届政府就曾经毫不留情地否决过科技部提出的一个“个个和尚有水喝”的科技计划。

“散”的对立面自然是“集中”。于是近年来“大科学”工程非常多,很多部门这样做,也是迎合这样一种大形势。有知内情的人公然宣称:一个项目,如果你说投资几十万元,也许有“小打小闹”之嫌;而你把10个项目组合起来去申请1000万元经费,就属于“集中力量办大事”,而且通过论证的可能性反而更大。最后的结果,“散”以“集中”的姿态改头换面地出现,本质问题并没有得到遏制。

 

——“有所为,有所不为”,究竟什么应该“为”、应该怎么“为”?

“有所为,有所不为”,是上世纪90年代定下的一条重要原则。当时的立论基础是,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更多的力量应该放在技术创新上,基础研究领域的投入要十分慎重。

从理论上讲,这是一条正确的战略。但从实践上讲,它的含义仍然模糊,因为它既没有讲什么应该有所为,更没有讲应该怎么为。

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出现了“八仙过海”的情况。首先是以杨焕明为首的基因组测序,“在政府投资很少的前提下”承担了1%的测序任务,给了好大喜功者一个“与美国人类基因组计划并驾齐驱”的机会。接着又是“基因芯片”的热潮,清华大学的程京曾经进中南海给政治局讲课,为自己的项目争取到超过亿元的经费。更典型的是最近的嫦娥探月工程,乘“神舟五号”的东风顺利立项,在科研领域成功地放了一个“卫星”。

事实上,科学家的可行性论证,很多时候有点像风险投资领域里的“商业计划书”,不可不信,也未可全信。诺贝尔奖获得者丁肇中对此有过坦率的论证。他说,他们写给国会的科学计划几乎从来也没有达到过预期目标,只不过在科学探索的过程中往往会有意外的收获,“失之东隅,得之桑榆”,投资人也就睁只眼闭只眼,很少计较。

我们国家的情况有些不同,领导人从来都是把科技当成“第一生产力”的,生产力当然就特别在意投入产出。尽管人们并非不知道科学探索很难按计划完成目标,但经费的高度紧张让他们养成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思维定势,对科学家们进行生产队式的管理。

这种管理模式,为不自觉的科学家制造了一定的压力,但也抑制了自觉的科学家创造的积极性。每次科研主管部门出来要求“交账”的时候,往往是后者出来仗义执言,说对科学尤其是基础研究不能采取这种农民式管理,而前者躲在后面擂鼓助威,等着风波过去之后侥幸过关。

这样反反复复的折腾,把并非内行的管理者搞得很头痛,而且他们也很难分清楚这当中谁是自觉的谁是不自觉,只能由着科技界自己去争论,最后谁的声音大听谁的。

以基础研究这件事来说,最开始我们是想学日本“技术立国”的道路,把大多数基础研究的工作留给发达国家去做,可后来日本在跟美国的竞争当中走了下风,于是基础研究创新的思路重新回潮。有一段时间,在各种场合,都能听到“诺贝尔级”的科学家大声疾呼:中国也应为全人类做出与其人口、历史和文明程度相适应的贡献。同时也有无数人出来讲,没有基础研究,中国发展的后劲肯定不足,尤其是在基础研究与实际应用的距离越来越近的今天,忽视了基础研究,高技术研究也很难上去,中国在下一轮技术革命的浪潮中必将失去机会。

生物科技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引起了高层的关注,因为它非常符合“重视基础研究论”者讲到的几个基本特征,而非典和艾滋病的流行,也为这些研究加上了紧迫性很强的注脚。

事实上,关于生物“大科学”项目的争论,归根结底不是“大科学”项目应不应该上的问题。正如小平同志说的,“资本主义可以有计划,社会主义可以有市场”,科学发展的进程中,大规模的攻关和小规模的自由探索都有自己的空间。对此,张庆九在《牛顿以来的科学家》一书中有过详尽的论述,现照抄几段:

“科技的发展对管理体制提出了双向要求:既要保证小科学的充分自治,又要对大科学项目实行控制和管理。

“让科学充分自治的理由是:因为科学劳动的重要特点是创造性,让科学家沿着自己的科学思想的自然发展进行研究是取得成功的保证;科学前进的内在动力是对科学的热爱、兴趣和求知欲;由于科学劳动的探索性特点,学术交流、学术竞争和人员流动是科学繁荣的生命;科学发展中外部的粗暴干预曾造成不少的严重后果。

“如果一个国家让科学充分自治,就会导致自由科技体制。在这种体制中,科研前进来自内部的指令,按其自身规律发展,学术领导、同行评议起控制和决定作用;其特点是‘柔’,对应分散的结构。优点是科技潜力容易发挥,调节灵活;有充分的流动和竞争;缺点:经费、重大的科研手段和条件依赖外部供应;大项目研究依赖国家组织和科学管理系统的配合。这种自由科技体制又称为多元分散型科技体制,以美国为典型。

“对科学技术研究活动加以控制和管理的理由是:科研规模越来越大,难度越来越高,科学的管理已成为一种决定性因素;科技的发展出现了人类意料之外的危害,人们意识到不能对技术的发展放任自流,而必须权衡利弊,加以控制;科学内部的探索方向与社会的迫切需要并不总是吻合的;科学技术体系结构的日益复杂化。

“如果一个国家过多对科学实施控制,则通常采取计划科技体制。在这种体制中,对科研实行从外向内的、自上而下的集中权限管理。科研的指令来自外部的计划,其特点是‘刚’,相应的结构是多层次、多条块;优点是便于集中力量,有利于大科研项目的进行;缺点是僵化;只有纵向联系没有横向联系。这种计划科技体制又称为集中型科技体制,以原苏联最为典型。

“现代科技体制则是自由与计划的结合。多数国家朝着集中协调型科技体制发展。国家提供科学基金资助科研机构的自由研究,同时又对一些大的科研项目实行计划管理。

“不管是自由还是计划,每种模式都各有优点,不能简单地肯定或者否定,同时在实施过程中又不断地进行调整变化。”

张庆九的这些论述,并非新思想,给总理写信的11位科学家想必都很清楚。他们之所以矫枉过正地反对“大科学”项目,是因为在他们看来,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我们既没有形成一个真正严谨、廉洁、高效的自由科技体制,而政府对大科学项目的控制和管理能力又非常疲软。如此一来,无论上什么项目,都有失败的风险,倒不如把鸡蛋分装到不同的篮子里去,即使广种薄收,也比全军覆没要好一些。
大科学一般分为两类:

·大科学工程:国际空间站、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大型强子对撞机(LHC)

·分布式研究:人类基因图谱

 

国外著名大科学项目

人类基因组计划

人们认为人类基因组计划是继曼哈顿原子计划、阿波罗登月计划之后的第三大科学计划,有人将此成就与伽利略的天文发现相媲美,有人认为它的意义远远大于抗生素的发明。

人类和生物圈计划

人与生物圈计划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一项生态学综合性的国际合作研究计划,人类和生物圈计划不但支持环境研究,包括全球变化,同时,支持与生物多样性广泛应用政策相关的科学研究。

国际空间站计划

由美国、俄罗斯、日本、欧空局以及加拿大联合实施,总投资450亿美元。按照预定计划,由俄罗斯制造的空间站的第一个组成部分--功能货舱于1997年1月由俄罗斯质子号火箭发射升空;首批3名宇航员于1998年5月进入轨道;美国、日本和欧洲的三个实验舱分别于1999年、2000年和2002年进入太空。

大型强子对撞机(LHC)

欧洲原子核研究委员会于1994年决定在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建立的大型强子对撞机(LHC),总投资约23亿美元。除欧洲原子核研究委员会19个成员国之外,日本和美国已决定参加。在CERN大型强子对撞机建造之后,将有可能上马下一代直线加速器(NLC)。目前参加该设备早期概念设计的人员来自20多个国家,但核心工作人员来自美国、日本和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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